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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四　三个医生

    《朝华夕拾》第七篇是《父亲的病》，里边讲到三个医生，虽然只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，即是陈莲河本名何廉臣，是最后的一个。说“舌乃心之灵苗”，一种什么丹点在舌头上，可以见效的，实在乃是最初的医生，只记得姓冯，名字已失传，当时病人还能走出到堂前廊下来看病，可以为证。他大概只来了两三回，就不再请了，这倒与心之灵苗无关，原因是上一次说“老兄的病不轻，令郎的没有什么”，下回来时却说的相反了，他穿了古铜色的夹缎袍，酒气拂拂，其说不清楚或者也是无足怪的。灵苗一说未曾和他的大名一同散逸，却也成了佚文，没有归宿，所以便借挂在何大夫的账上，虽然实在并不是他所说的。中间的医生是姚芝仙，医方的花样最多，仿佛是江湖派的代表，至于篇首所记的一个名医的故事，那时候的确有这传说，事实究竟如何，现在不能确说。此外有盛名的医生本来还有一个朱滋仁，就住在东边贴间壁，几乎有华陀转世的名誉，可惜他自己先归道山了，来不及请教他，他虽然在上海洋场上很久，可是江湖气似乎还不很重。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说园与房子现在卖给了朱文公的子孙，那就是他的儿子朱朗仙是也。

    一五　鲁老太太

    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；她母家姓鲁，住在会稽的安桥头，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。她的父亲号晴轩，是个举人，曾在户部当主事，因病辞职回家，于光绪甲申年去世。她有两个姊姊，一个哥哥，号怡堂，一个兄弟，号寄湘，都是秀才，大约在民国前后也都故去了。她生于清咸丰七年即一八五七年，于民国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在北京去世，年八十七岁。她没有正式读过书，却能识字看书，早年只读弹词说部，六十以后移居北京，开始阅报，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，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，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。她是闺秀出身，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。清末天足运动兴起，她就放了脚，本家中有不第文童，绰号“金鱼”的顽固党扬言曰：“某人放了大脚，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。”她听到了这话，并不去找“金鱼”评理，却只冷冷说道：“可不是么，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。”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，所以有些人知道，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，但这一件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战斗性，不必再多说了。“金鱼”最恨革命党，辛亥光复前夕往大街，听谣言说革命党进城了，立即瘫软走不成路，由旁人扶掖送回，传为笑柄。

    一六　一幅画

    我有一幅画，到我的手里有八九年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这如说是画，也就是的，可是又并不是，因为此乃是画师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的小像。这人是我的四弟，他名叫椿寿，生于清光绪癸巳（一八九三）年，四岁时死了父亲，六岁时他自己也死了，时为光绪戊戌。他很聪明，相貌身体也很好。可是生了一种什么肺炎，现在或者可以医治的，那时只请中医看了一回，就无救了。母亲的悲伤是可以想象的，住房无可掉换，她把板壁移动，改住在朝北的套房里，桌椅摆设也都变更了位置。她叫我去找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，说得出的只是白白胖胖的，很可爱的样子，顶上留着三仙发，感谢那画师叶雨香，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，母亲看了非常喜欢，虽然老实说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像。这画得很特别，是一张小中堂，一棵树底下有圆扁的大石头，前面站着一个小孩，头上有三仙发，穿着藕色斜领的衣服，手里拈着一朵兰花。如不说明是小影，当作画看也无不可，只是没有一点题记和署名。她把这画挂在房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，在她老人家八十七岁时撒手西归之后，我把这画卷起，连同她所常常玩耍，也还是祖母所传下来的一副骨牌，拿了过来，便一直放在箱子里，没有打开来过。这画是我经手去托画裱好拿来的，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，我应当怎么办呢？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，因为流传下来它也已没有意义，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

    补记

    在本文发表之后，这所说的一幅画，已由我的儿子拿去捐献给文化部，挂在鲁迅故居的原来地方了。

    一七　姑母的事情

    我有过两个姑母，她们在旧式妇女并不算怎么不幸，可是也决不是幸福，大概上两代的女人差不多就是那么样吧。大姑母生于清咸丰戊午（一八五八）年，出嫁很迟，在吴融马家做继室，只生了一个女儿，有一年从母家回乡去，坐了一只小船，中途遇见大风，船翻了，舟夫幸而免，她却淹死了。小姑母生于同治戊辰（一八六八）年，嫁在东关金家，丈夫是个秀才，感情似颇好，可是舅姑很难侍候，遇着好许多磨折。她不知是哪一年出嫁的，她有一个女儿是属兔的，即光绪辛卯（一八九一）年所生，算来结婚当是己丑庚寅之间吧，她平常对几个小侄儿都很好，讲故事唱歌给他们听，所以她出阁那一天，大家特别恋恋不舍，这事情一直到后来还不曾忘记。至甲午（一八九四）年她产后发热，不久母子皆死，这大抵是产褥热，假如她生在现代，那是不会得死的。她的死耗也使得内侄们特别悲伤，据说她在高热中说胡话，看见有红蝙蝠飞来，当时鲁迅写过祭文似的东西，内容却是质问天或神明的，里边特别说及这红蝙蝠的问题，这是神的使者还是魔鬼呢，总之它使好人早夭，乃是不可恕的了。鲁迅后来在日记上记着她的忌日，可见他也是很久还记忆着的。

    一八　丁耀卿

    丁耀卿这名字，大概现今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吧。我当初也不认识他，辛丑八月中我同了封德三的一家从乡下来到南京，轮船在下关靠了趸船的时候，有几个人下来迎接，有一个据说是封君的母族长辈，年纪却很青，看他在讲话，可是我一句都听不出。原来他就是丁耀卿，绍兴人，矿路学堂本届毕业生，是鲁迅的同班至友，生了肺病，如今结核菌到了喉头，所以声带哑了，说起话来没有声音。这之后我就没有机会看见他，到了十二月初，就听见人说丁君已于上月廿六日去世，这一条写在旧日记上，还录有两副人家送给他的挽联。其一署名豫才周树人，文曰，“男儿死耳，恨壮志未酬，何日令威来华表。魂兮归去，知夜台难瞑，深更幽魄绕萱帏。”其二署名秋平蒋桂鸣，文曰，“使君是终军长吉一流，学业将成，三年呕尽心头血。故乡在镜水稽山之地，家书未达，千里犹缝游子衣。”蒋君大概是陆师学堂的学生，记得年纪较大，在前清还有点功名，不知道是秀才还是廪生了，也是浙江人，或者是台州人也说不定（鲁迅在南京时的日记如尚保存，当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找到）。

    一九　胡韵仙

    胡韵仙为铅山胡朝梁（诗庐）的兄弟，初名朝栋，进水师学堂，与鲁迅同学，及鲁迅退学，他也因事出来了。过了些时改名胡鼎，和我同考“云从龙风从虎论”，以第一名录取，补副额（即三班），洋汉文功课均佳。壬寅二月鲁迅将往东京，韵仙拿了三首诗来送他，今录于下：

    “忆昔同学，曾几何时，弟年岁徒增，而善状则一无可述，兹闻兄有东瀛之行，壮哉大志，钦慕何如，爰赋数语，以志别情，犹望斧正为荷。

    英雄大志总难侔，夸向东瀛作远游。极目中原深暮色，回天责任在君流。

    总角相逢忆昔年，羡君先着祖生鞭。敢云附骥云泥判，临别江干独怆然。

    乘风破浪气豪哉，上国文光异地开。旧域江山几破碎，劝君更展济时才。”

    这几首在他的诗里不算是佳作，我请他写一个扇面，写的是自作的两首诗，一是彭蠡遇风，一是送兄之作，暑假时拿回去为祖父所见，询是同班学生，曾郑重的说，同学中有这样人才，不可大意，须要加倍用功。韵仙很有才气，能说话，能写文章，能做事，在我们少数的朋友中间，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。他曾自评云，“落拓不羁，小有才具。”自谦之中也有自知之明。他在驾驶堂的宿舍，独占一间，末了一个时期忽将板床拆去，只留三张半桌，放在房子中间，晚上便在这上边睡觉，平常将衣服打成背包，背着绕了桌子走。问他是什么意思，答说中国这样下去非垮台不可，大家学习逃难要紧。听的人都以为狂，其实他自然是在锻炼吃苦，想去参加革命，转入陆师后环境较好，同志也可能多一点，但是他不久病故，所以并没有能够干得什么事，倒是他的老兄到民国初年尚在，在教育部做官，专门做江西派的诗，当年的志气也一点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二〇　秋瑾

    秋瑾与鲁迅同时在日本留学。取缔规则发表后，留学生大起反对，秋瑾为首，主张全体回国，老学生多不赞成，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，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，有鲁迅许寿裳在内，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，以示威吓。不久她归国，在江浙一转，回到故乡去，主持大通体育学堂，为革命运动机关，及徐锡麟案发被捕，只留下“秋雨秋风愁杀人”的口供，在古轩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杀，革命成功了六七年之后，鲁迅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一篇《药》，纪念她的事情，夏瑜这名字很是显明的，荒草离离的坟上有人插花，表明中国人不曾忘记了她。在日本报上见到徐案消息的时候，留在东京的这一派人对于与徐秋有关的人的安全很是忧虑，却没有人可以前去，末后托了一个能懂中国话的日本同志，设法混进绍兴去，可是一切混乱，关系的人一个都找不到，竺绍康王金发大概逃回山里，陶成章陈子英等人随即溜到东京来了。这个探信的人大抵未曾留辫子，异言异服的，不曾被做公的抓了去，实属运气之至，可见清朝稽查还不密，那时城中还没有客栈，所以无处安身，只好在一家雅片烟馆里混了两晚，他也不会抽大烟，不知道是怎么的对付过来的。他的姓名现在已不记得，这事件远在四十多年以前，所以知道的人现在活着的也只有一两个人了吧。

    二一　袁文薮与蒋抑卮

    袁文薮与蒋抑卮都是鲁迅的老朋友。鲁迅从仙台医学校退了学，来到东京，决心要做文学运动，先来出一个杂志，定名叫作“新生”，是借用但丁的一本书名的。他拉到了两个同乡友人，给《新生》写文章，一个是许季茀，一个即是袁文薮。许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念书，袁不知学的是什么，但未曾毕业，不久转往英国留学去了。袁与鲁迅很是要好，至少关于办杂志谈得很投合吧，可是离开了东京之后就永无音信，所以这里关于他的故事也终结了。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，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，他本与许季茀相识，一九〇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，先到本乡许处寄居，鲁迅原住在那里，所以认识了。他虽是银行家，却颇有见识，旧学也很好，因此很谈得来，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，愿意帮忙，垫付印刷费，卖了后再行还他。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《域外小说集》，第一册一千本，垫了一百元，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，又借了五十元，假如没有这垫款，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。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，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，很是别致，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，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。《域外小说集》的故事已经有些人讲过了，但是关于出资的人似尚未提及，我觉得也值得介绍一下。民国以后，鲁迅在北京的时候，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，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。

    二二　蒋观云

    鲁迅在东京的朋友不很多，据我所知道的大概不过一打之数，有的还是平常不大往来的。现在我便来讲这样的两个人，即是蒋观云与范爱农。观云名蒋智由，是那时的新党，避地东京，在《清议报》什么上面写些文章，年纪比鲁迅总要大上二三十岁了，因为他是蒋伯器的父亲，所以同乡学生都尊他为前辈，鲁迅与许季茀也常去问候他。可是到了徐锡麟案发作，他们对他就失了敬意了。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，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，大抵只是愤慨罢了，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织“政闻社”，主张君主立宪了，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，要求不再滥杀党人，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。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，又以狗叫为例，鲁迅答说，猪才只好叫叫，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。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，中云，“敢云吾发短，要使此心存，”鲁迅常传诵之，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：“敢云猪叫响，要使狗心存，”原有八句，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。蒋著有《海上观云集》，在横滨出版，以旧诗论大概还有价值，可是现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吧。

    二三　范爱农

    范爱农是《越谚》著者范寅的本家，在日本留学大概是学理工的，起初与鲁迅并不认识，第一次相见乃是在同乡学生讨论徐案的会场上。其时蒋观云主张发电报给清廷，有许多人反对，中间有一个人蹲在屋角落头（因为会场是一间日本式房子，大家本是坐在席上的）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，“死的死掉了，杀的杀掉了，还打什么鸟电报。”他也是反对电报的，只是态度很是特别，鲁迅看他那神气觉得不大顺眼，所以并未和他接谈，也不打听他的姓名，便分散了。这是一九〇六年的事情，事隔五年之后，辛亥革命那年，绍兴光复，王金发设立军政分府，聘请鲁迅为师范学校校长，范某为副校长，就任之日一看原来即是那蹲在屋角落头的人，这时候才知道他叫范爱农，所用的官名大家都已不记得了。自此以后他们成为好友，新年前后常常头戴农夫的毡帽，钉鞋雨伞雪夜去访鲁迅，吃老酒谈天到二三更时候。不久鲁迅往南京进教育部，范爱农离开师校，很不得意，落水而死，鲁迅作五律二首哀之，今收在集里。

    二四　蒯若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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